神像雕塑潮州佛像雕塑厂家 玻璃钢工艺品加工

           《法苑珠林》卷一六载：“逵第二子颙，字仲若，素韵渊澹，雅好丘园。既负荷幽贞，亦继志才巧。逵每制像，常共参虑”。《宋书》本传载：“自汉世始有佛像、神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而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高僧传》卷一三《兴福·晋京师瓦官寺释慧力传》载该寺“有戴安道所制五像，及戴颙所治丈六金像”。可见瓦官寺丈六金像最终是由戴颙加工而成。《法苑珠林》卷一六又载戴颙曾受托先为江夷制作观世音像，后改为弥勒像神像，“此像旧在会稽龙华寺”。又说戴氏父子“其所造像甚多，并散在诸寺，难悉详录”。关于戴逵父子之佛像雕塑艺术及其地位与影响，由自汉代有佛像以来，“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云云，可以说戴逵之佛像、神像雕塑标志着佛像雕塑中国本土化的成熟，《法苑珠林》卷一六则称“寻二戴像制，历代独步”。就其艺术技法而言，梁思成先生以为戴逵之雕塑“实为南朝佛像佛像、神像雕塑样式之创造者”。

           佛像、神像雕塑，或是石雕，或是木雕，或是泥塑，或是铸铜等，使得佛像雕塑成为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主体。石窟艺术在中国雕塑中很有代表性，如东晋时期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东晋人戴逵就非常擅长雕刻和铸造佛像，他在建康瓦棺寺所作的5躯佛像，与顾恺之的壁画《维摩诘图》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玉像被称为“瓦棺寺三绝”。这个时期的雕塑特点是比较注重具体细节的刻画，雕塑技法更加纯熟。虽然由于雕塑形象和题材大都为宗教题材，形象具有神化倾向和夸张的特征，但雕塑题材的单一化也促进了大量精品的诞生。

           佛像、神像雕塑个个袒胸露臂，宽额隆鼻，细眉长眼，具有十足的印度味道，带有明显的犍陀罗与笈多风格。隋唐时期的佛像雕塑则是面部丰满圆润，方额广颐，眉目清秀，更像当时现实中的中国人形象。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像身着简朴的通肩式袈裟，弯眉秀目，面相端庄，嘴角微含笑意，安详地俯视人间，充分展现出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之美。现今，莫高窟、云冈石窟同龙门石窟一样，也都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佛像、神像雕塑来看，明代的佛像雕塑程式化的情况比较突出。几乎所有的雕塑都是一种扁平面孔，神情淡漠。这与明代建筑雕塑的情况颇有相近之处，即强调宗教或者帝王的肃穆之气而缺少生活气息。

          佛像、神像雕塑不知有几千百万躯。不可能所有的佛像都要重新设计创造，何况水平较低的工人必须模仿，因之也必须有一种样式供给一般艺术家或工人参考。当然大艺术家在参考同时也会另加改动。《历代名画记》卷五记云：“洎戴氏父子皆善丹青，又崇释氏，范金赋采，动有楷模。至如安道潜思于帐内，仲若悬知其臂胛，何天机神巧也。其后北齐曹仲达、梁朝张僧繇、唐朝吴道玄、周昉各有损益，圣贤肹蚃，有足动人，璎珞天衣，创意各异。至今刻画之家列其模范，曰曹、曰张、曰吴、曰周，斯万古不易矣。”曹、张、吴、周即美术史上著名的“四家样”，各领风骚，风靡中国大地数千百年。但“四家样”都是在戴逵造像基础上经过“损益”而形成的。可以说，戴逵父子是中国佛像雕塑的奠基人。

          结语：佛像、神像雕塑，只是作为一种释家思想的符号和载体，虽然它依然保留了作为自然的特点，但雕塑的主体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历朝的佛像雕塑都表现出很强的程式化特色，显然其雕塑的基本用意不是彰显作为自然主体的人。除佛像外，历代的人像雕塑也大都是一种意向符号，要么有特异功能（如秦始皇兵马俑）、要么表现自然情趣（如清张长林的《渔樵互答》，南宋大足的《养鸡女》），而突出让你作为自然主体特色或人性这一主题的作品却很少见。相反，以动物为主体的雕塑在中国雕塑史上却成为一个显著特色，纪念性雕塑如历代帝陵石刻，都是以各种石兽作为题材，唐代的唐三彩，明清时期的玉器、陶瓷等多以动物为题材，马、龙、凤、象、狮、鹤等都是中国古代工匠常常表现的对象。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历代美学家所推崇的美学法则——天人合一。在中国人的意识里，作为宇宙整体一部分的人，不可能超越自然而自成其主宰，故选择适宜方式并协调与自然关系。雕塑彰显人体意义的重要性对中国人来讲引起不代表宇宙本身的精神的实质而被漠然处置，生命的意义来自宇宙本体永恒而无限的生机，这既体现了宇宙的精神，亦是对生命的最好阐释。而作为自然一部分的动物在中国人亲近崇拜自然的心理意识指导下，动物常常成为自然甚至是主宰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