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说雕塑归为空间艺术,但它其中也存在着时空交叉的审美体验,音乐虽然归为时间艺术,但它其中又有空间艺术因素包含在内。以雕塑而言,雕塑艺术的空间层次随着人们视点的移动在时间过程中不断展开,通过不同的序列结构形成节奏较强的视觉韵律,这就使时间渗透到空间之中,使雕塑艺术有了四维空间特性,雕塑的空间序列越丰富,时间的因素就发挥越充分在时空交汇中构成的艺术形象也就越鲜明。以音乐而l轮,乐音通过空气波动传到人的耳朵里,在这个过程中,人耳辨别出声源空间位置的能力,就会产生一种空间感。并且,一些音乐作品中往往运用多种节奏的变化交错、比较广阔的音域、各种不同音程之间的结合、各种变化的音色,从而让听者在头脑知觉中塑造出深邃的音乐空间形象。雕塑作品与音乐作品都离不开想象。
雕塑和音乐作为人类艺术的两个重要门类，并同时存在、共同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类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古典雕塑的种种原则与教条被统统颠覆与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具有崭新观念和形态的现代雕塑。这样，雕塑与音乐这两个看似两级对立的艺术门类逐渐开始相互融合，使得雕塑的音乐性美感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音乐远远不只是诗文的辅助工具，还是一门独立自足的艺术，是所有艺术中的最强有力者。因此，音乐单凭自身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音乐同样不需要得到唱词或歌剧中情节的辅助。这样的一种音乐只有音声，而不去理会产生这些音声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对于音乐甚至人的声音来说，根本上就不是别的，而是经由调校了的音声，一般情况下，它与乐器所弹奏出来的音声并无差别。此外，就像其他所有的乐器音声一样，人的声音有其固有的优缺点这些优缺点是由发出这些声音的工具所形成的。在人声用作音乐用途时，这一发音的器具也可用作其他方面的用途，至于作为语言工具为传达概念的服务，实属一种偶然。音乐虽然可以顺便利用这一巧合把音乐和诗文扯上关联，但是音乐永远不能本末倒置来让诗文喧宾夺主；不可以一门心思地只放在通常都是、在本质上确实就是乏味且无力的诗句上面（就如狄德罗在《拉摩的侄儿》中所说的那样）。
对于音乐来说，字词始终是一种陌生的附加物，且只具有次一级的价值，因为音声所产生的效果比字词要更加有力、有效和快捷。所以，如果真的把字词与音乐合成一体的话，那字词就只能完全处于从属位置，并要完全契合音乐才行。但是，在为既定的诗文谱曲以及为咏唱词谱写音乐方面，音乐和字词的这种关系却被颠倒过来。但谱上音乐以后，技高一筹的音乐艺术威力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这是因为音乐现在就把唱词里所要表达的感情或剧里所要表现的情节、行为，把这里面一切最幽深、最隐秘和最根本的东西和盘托出；把感情、情节的真正本质明确地表达出来；让我们知道剧中事件核心的灵魂所在而舞台上展现给我们的只是这些事件的外衣和肉体而已。
鉴于音乐的优势，只要音乐与歌词和情节三者的关系保持在普遍和个别、规则与实例之中，那么为音乐作词似乎就比为词谱曲更加妥当。通常的做法是用剧本的字词、情节把作曲家引到隐藏在这些字词和情节背后的意志刺激和活动，从而唤起作曲家要表达的感情，因此，它们所要发挥的作用就是激发作曲家们的音乐想象力。此外，音乐配上诗文之所以如此受到听众的欢迎，通俗易懂的某一段唱词之所以让我们内心喜悦，皆因此手段能在同一时间激起我们的最直接、最间接的认知方式，并让这两种认知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发挥效用。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最直接的认知方式，由音乐来表达意志本身的激动；对于我们最间接的认知方式，则由字词表达概念思想。在感情语言发话时，我们的理性并不喜欢无所事事。虽然音乐可以完全凭着自身表达意志的活动、每种感触和情绪，但在附加了字词以后，我们就额外获得了意志（感情）的对象物以及引起意志（感情）活动的动因。每部歌剧的音乐本身有着完全独立、分开和好像是抽象的存在；剧情里的事件和人物对于这一音乐来说是陌生的，这一音乐遵循着属于自己的不变的规律。因此，就算这一音乐没有唱词，它也可以完美地制造出效果。但由于音乐的谱写涉及了这戏剧，这音乐就仿佛是这戏剧的灵魂一般，因为音乐把事件、人物、言词三者结合在一起，表达出了所有这些事件蕴含的内在含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这些事件的最终、最隐秘的必然性。对此隐约、朦胧之感实际上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乐趣的基础——如果观众并非仅仅张开嘴巴傻看的话。但是在歌剧里，音乐完全不在乎事件的所有有形素材，并恰恰以此显示出它的别具一格的特性和更高级的本质。因此，音乐在表达暴风骤雨般的感觉和激情时，无一例外地都采用同种方式，即伴以同样壮观和华丽的音声——不管这是阿伽门农、阿基利斯，还是普通市民家庭的一次口角纷争而提供的戏剧的有形素材。因为音乐只着眼于激情和意志的活动。音乐如上帝一样，只看重人心。因为音乐从来都不会逢迎、适应素材，甚至在喜剧中最离谱和最可笑的胡闹场面中，它仍然保持着自己那本质上的纯净、优美和伟大；其与剧中事件的融合不会把超越的音乐从它与所有可笑的、格格不入的高度上拉下来。这样，我们存在的深刻而严肃的含意便悬浮于人类生活的滑稽胡闹以及无尽的痛苦之上，两者形影不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