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像雕塑作品起源

          佛教始自印度，早已在2世纪中叶的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我国。当时在中西交通道路开辟以后，印度佛教僧侣相继东来，我国也有不少信徒西行求法。 

          东晋时期的法显是其中最著名的，他所著《佛国记》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早在法显西行之前，东汉时即已有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等来我国传教，驻锡河南洛阳白马寺。后来，天竺鸠摩罗什三藏更大力整理由印度传来的旧译佛经，并新译了很多通俗的经文，佛教才逐渐在我国广泛传布。 随着佛教的普遍传播，被佛教借助来做宣传的各种艺术手段便同时大为兴盛繁荣起来。因为佛教的宣传方式，除了传播经典文字之外，主要是“以像设教”的，所以它在宣传上运用立体的雕塑形象，远比绘画形象为广泛。 
           所谓以像设教的“像”，主要是表现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侍从们。当时的雕工塑匠们在这方面是充分发挥了才智的。如对佛和弟子、护法天王等的造像，既不违背佛教造像的仪轨，同时为了争取广大信众的心理，在造型上又必须使神“人性化”，即将宗教偶像赋以世俗人的形象，使信众感到亲切。因此我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华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是各时代社会生活反映的一个方面，从各个时期佛教造像的演变中，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我国的佛像雕塑，可大致分为石窟雕塑、寺庙造像和造像碑3类。它在三国两晋，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形成一个发展的高潮。由于当时皇室的扶持、提倡，往往集中了全国人力物力以从事大规模的雕塑工程。
          在东晋以后，《华严经》、《法华经》、《维摩经》和《阿弥陀经》等佛教经典已相继传入，这就成为雕塑造像的依据。一般说来，神王力士等造像是南北朝以后才出现的。
         我国的佛窟创始，当首推甘肃敦煌千佛洞石窟，也就是莫高窟。甘肃敦煌地处西陲，当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而敦煌所受影响不大，且该地又当东西交通要道，是印度佛教传来我国的必经之地。
         敦煌千佛洞一名“莫高窟”，位于敦煌县城东南的三危山与鸣沙山夹峙的河谷断崖西麓，那里是一处沙漠中的绿洲，在杳无人迹的沙碛中，忽然出现如此绿树流水的逶迤山冈，本身就是宛如梦幻的仙境。 关于石窟群开凿的创始，根据唐人《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是始自366年的东晋末年。 敦煌在地质上处于砂砾岩地带，石质松软，不宜于雕刻佛像，因此，只能作泥彩塑像，并把重点放在作造像背景的壁画上。 敦煌千佛洞后世存有窟龛492个，属于十六国后期和北朝时代的，就其造型风格以及石窟的形制，可分为早晚四期。 

          一般说来，早期的多表现为浓厚的犍陀罗样式，有些佛和菩萨，薄衣贴身，肢体硬直，原始的拙朴气息毕现，但面容仍接近于中国人的形象。这说明在佛像塑造上，虽受着外来的影响，但毕竟是在我国社会的生活现实基础上，并由我国的雕塑匠师所精心创制的。 如早期的259窟正龛中所塑的释迦佛和多宝佛并坐谈道和右壁龛中的单身坐佛以及257窟正龛中的释迦佛说法坐像，虽然全身穿着的都是印度式袈裟，但从俯身向前，面露浅笑的生动形象上，可以看出雕塑作者是结合当时的生活现实，从现实的人物形象来体现出慈祥而又庄重的佛的身份、性格的。 又如251窟中心塔四角隅所塑胁侍菩萨和435窟的护法天王像，两像都是北魏中后期的作品，因为从衣饰装扮上，都已转变成我国当时流行的“褒衣博带”的服饰。 
           在雕塑艺术手法上，其主要优点是一柔一刚，前者应用纤密的曲线，表现出绮丽秀美的体躯，后者则用硬直疏略的粗线，显示出雄强健劲的气质。 这种根据不同性格、主题而决定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说明当时雕工们在塑造佛教造像上所运用的现实主义技巧，已明显地体现在创作实践中。
          在千佛洞北朝晚期的窟室中，有些造像风格很接近于隋唐。如431窟西魏时期的三尊像，其服饰装扮，已完全摆脱了犍陀罗的样式，特别是胁侍菩萨，赤裸着上体的“入世”形象，几乎与以后的盛唐时代的菩萨不易区别，所不同的只是保留着面容瘦削和裙带服饰质朴无华等北朝造像的特点。 
        在我国佛教雕塑中，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造型，与同一时代的绘画中所表现的“秀骨清像”是一致的。这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崇尚玄学所形成的审美风尚决定的。 酒泉、张掖和敦煌，在西汉时代同为河西四郡之一，是我国通往西域的走廊地带，佛教传来我国，首先受到影响。

           酒泉和张掖都是靠近祁连山并依靠山上雪水灌溉农田的地区。文殊山石窟群位于洒泉西南约15千米的祁连山北麓，因建有文殊寺而把这一佛寺区域称为文殊山。石窟群分散在前山、后山两处，每处各有三四窟不等，在前后两山区之间的接壤地带，另有小窟，如此，全部洞窟10个以上。 关于文殊山石窟群创建的历史，存于文殊山的元代所建《重修文殊寺碑》有“所观文殊圣寺古迹，建立已经八百年矣”的记述。当为526年，时在北魏晚期，佛教很兴盛。 张掖马蹄寺石窟与酒泉文殊山石窟，都是祁连山北麓接近河西走廊地带的交通线上的佛教重地。马蹄寺位于张掖县城东南约60千米的马蹄河岸，石窟群即开凿在山麓的河壁间。 石窟群可分为南寺、北寺、金塔寺、上观音寺、中观音寺、下观音寺和千佛洞等7处。这七处窟群约计有洞窟70多个，就其型制说，属于早期即十六国或北朝的仅有9个，和酒泉文殊山窟群同样是以中心塔柱为依据的。

            金塔寺东西二窟存有洞窟两个，东西并列，东窟较大，造像也较多，窟的前壁早已塌去，窟内塔柱和左右窟壁都暴露于外，窟内残存的面积，深广各约10米、窟四壁不开佛龛，仅中心塔柱四面开龛造像，每面各分3层。 下层为单身佛龛，龛外左右胁侍，颇像敦煌千佛洞早期造像布局样式；中层则并排开为三龛，胁侍亦立于龛外；上层即三龛之上，塑出大型千佛各十身，身后及中层龛上部，配以供养菩萨和飞天。 金塔寺西窟中心塔柱四面龛像略同于东窟，唯中上层多有变化，有的龛式类似汉阙门形式，这也是在敦煌早期造像中所多见的。
           就这两窟造像的造型风格看，有些被后代修改不多，仍保留着原来样式的胁侍菩萨，很类似炳灵寺石窟发现的十六国时代的造像，说明金塔寺窟的开凿时代有可能早于北朝。
           甘肃永靖县也有炳灵寺石窟，“炳灵”是藏语的音译，即“十万佛”之意。炳灵寺石窟群位于甘肃永靖县县城西北约35千米的黄河北岸小积石山丛中，山峰奇峭，滔滔黄河，自西而东，湍流山下。窟群即开凿在黄河支流“大寺沟”西岸一带的悬崖峭壁之上。关于石窟群的创始，最早曾见于五世纪后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有： 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参差夹岸，连壤负险相望。河北有层山……其下层岩峭壁，举岸无阶，悬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 从这段描述，说明北魏以前，此地已开凿有石窟。
           这里的“天桥”南洞原为一不规则的天然石洞，四壁满开佛龛，约计30多个，龛内佛像有单身立佛和一佛二菩萨两种形式，并且有石雕像，石胎泥塑像和泥塑像等3种不同方法。佛像多两肩齐挺，身材魁梧，表情严肃，造型古朴，比之敦煌、云冈的早期造像更为端庄厚实。 如洞东壁有身高2米的立佛，着“摩揭陀”式紧贴身的通肩大衣，似轻软的绢纱，躯体的轮廓全显露出来，比例匀称适度，表情安详淳厚，昂然挺立、雄健饱满。 炳灵寺窟群所在的小积石山一带是红砂岩，这里的石质虽软，但与新疆敦煌一带的砾石岩不同，是可以雕塑佛像的。 
          炳灵寺石窟的早期造像，和敦煌的早期泥彩塑像，在造型风格上较为接近，只是后者因系泥塑，人物形象较易掌握。两者相比，炳灵寺的石雕造像，显然是难度较大的。  

           造像的题材范围方面，以较有代表性的造像，有属于宝塔品的释迦佛与多宝佛并坐论道，有一佛二胁侍菩萨的说法图，有单一的菩萨像，另有维摩变和佛涅槃，还有七佛龛的高浮雕。如此，在题材上是较为完备的，而且多数造像具有犍陀罗式的样式，造型也较为完美。 从炳灵寺的三个北朝洞窟中的佛像、供养人及菩萨的绮丽精美的造像上，仿佛看到了曹仲达、顾恺之那样坚实挺秀又生动活泼的线条表现在佛像立体造型的轮廓上。尤使人惊叹的是文殊像。端坐在两个菩萨中间，庄严而活泼，富丽而朴厚，表现在同一作品中，可称为一件“气韵生动”的杰作。
           【千佛洞窟群中的南部第一窟，虽是中心塔柱，但造像遗存极少。第二窟中心塔柱样式挺秀，四面造像各分为四层，最下一层佛龛像类似金塔寺，上三层为三佛并坐的横长龛，在下层宝珠形龛楣左右，各塑有两个高浮雕大型飞天。 运用这种高浮雕的手法以表现轻盈飘舞的飞天，虽然形式特别，但总显得有些臃肿不灵，这也许是早期造像中的一种原始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