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远农耕文化主题雕塑

中国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子，也是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农耕历程恰如一部厚重磅礴的歌诀从远古吟咏而来。早在先秦时期中国民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闾里人们击打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唐代诗人李绅写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艰辛不易。北周庾信亦有诗为证：“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体现了文化在衣食温饱解决之后的重要意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刻画了读书人对积极人生的理想与追求。

清远农耕文化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①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朴实性作为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指它的内容以及研究方法都比较简单朴实，是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的简单描述，并不具备现代社会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试验方法，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当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得到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同时，它就具有了普遍的约束力和指导性，也是当时成都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被广泛运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尚处于农业社会时期的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②农耕文化的自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私性是小农的典型特征，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小农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身需求，从自私的角度保护和扩大自身的财产是人性的使然。成都人的自私性主要体现在土地私有观念上，这种观念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为秦汉时期成都平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③农耕文化的封建性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农耕文化的封建性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得到发展，到了秦汉时期更加成熟，如道家思想（无为而治等）、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等）在成都平原已经非常流行，是当时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重要约束力量，是评判他人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更是当时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的统治性制度。

④农耕文化的享乐性带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成都平原地理位置良好、气候适宜，成都平原人的农耕时间远少于全国其他地区，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从事非农耕活动，于是农业副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经济已相当繁荣。如织锦业在西汉时期尤其发达，已经是“覆衣天下”，是朝廷重要的贡赋来源和经济支柱，成都成为全国著名的“锦官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远远超过全国其他许多地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技术也得到了改善和创新，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成本不断降低，劳动收益不断增加，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享受和休闲，如花卉种植等休闲产业的发展使成都又有了“蓉城”之称。这为成都平原商业交易和休闲业的兴起、繁荣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⑤农耕文化的兼容性导致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元末明初，连年的战争使得成都平原的人口急剧减少，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外来移民与当地人不断融合，形成了新一代成都平原人。外来人口的融合，使得成都平原人既继承了原来农耕文化的思想，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髓，包括浙江、安徽一带的商业文化，这些文化推动了成都平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清远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其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农耕文明决定了汉族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欧洲文明掠夺式特征，诞生于此前的狩猎文化，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

总结：农耕文化是人类社会探求不断克服匮乏、满足需求的阶段性成果，农耕使得人口相对集中地居住于一地，并通过对土地的开垦和耕作获得人们生存的自然资源，相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明来说，农耕文明自有其长处，即财富的可累积性、文化的积淀性、发展的稳定性，等等。在古代中国，以中原为核心，农耕文明逐步确立了其稳固的地位，并发展出一套与农耕文明相适应的制度。而在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文明也长期存在，虽然游牧文明缺少农耕文明很多优长特点，但是游牧社会便捷的移动性使其在确立与农耕社会关系过程中独占优势。于是，自秦汉以来，古代中国一直在上演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的冲突历史，而且每一次大规模的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冲突都以游牧文明更具主动性而开始。在这场持续了数千年的两种文明冲突中，充当基本动力的应是人类克服匮乏和满足需求的愿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对游牧与农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农耕文明在不断与游牧文明的冲突中寻求着二者协调点，通过政治联盟、贸易交流等方式调整关系，寻求主动；另一方面，游牧文明也在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中寻求除战争以外的更有效的形式。可以说，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不断冲突，铸就了古代中国“大一统”思想，并最终推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